出自唐代陈子昂的《感遇诗三十八首·其十九》
武则天当政时期,搜刮民财,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。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。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,每天要役使上万人,国库耗竭,民不聊生。
诗人对此义愤填膺,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,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,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,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。
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。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,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、社会问题,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,它既是政论,但又首先是诗,是诗与政论的结合。
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,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。借上古“仁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