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五·考史原文

　　《孟子》曰：“天下可运于掌。”又曰：“以齐王由反手也。”岂儒者之空言哉？自唐肃宗之后，纪纲不立，叛兵逐帅，叛将胁君，习以为常，极于五季。君如逆旅，民坠涂炭。我艺祖受天明命，澡宇宙而新之。一阶一级，全归伏事之仪。发于圣训，著于令甲，于是上下之分定，朝廷之体尊。数百年陵犯之习，片言而革。至若饿狼馁虎，肉视吾民而咀啖之。艺祖用儒臣为郡守，以收节度之权；选文臣为县令，以去镇将之贪。一诏令之下，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。运掌反手之言，于是验矣。

　　高宗之诏曰：“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。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，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，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？曹刿谓：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为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不其然乎？布告中外，为吾士师者，各务仁平，济以哀矜。天高听卑，福善祸淫，莫遂尔情，罚及尔身。置此座右，永以为训。”大哉，王言！几于典诰矣。

　　崔伯易《感山赋》：以皇之版书，较景德之图录，虽增田三十四万余顷，反减赋七十一万余斛，会计有录，非以增赋也。陈君举奏疏云：“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，南征北伐，未尝无事，而金银钱帛、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，计在州郡不会，藏富于州县，所以培护本根也。”

　　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，曰：“立国不以力胜仁，理财不以利伤义，御民不以权易信，用人不以才胜德。恩结乎人心，富藏乎天下。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，材智不足而忠信有余。”

　　袁机仲言于孝宗曰：“威权在下，则主势弱，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；威权在上，则主势强，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。”机仲之言未尽也。台谏为宰相私人，权在下则助其搏噬，以张其威；权在上则共为蔽蒙，以掩其奸。刘时可应起。谓：台谏之议论，庙堂之风旨，颇或参同。夹袋之欲汰，白简之所收，率多暗合，此犹婉而言之也。开庆初，边事孔棘，御史有疏云：“虏虽强，而必亡之势已见。”咸淳初，召洪君畴长台端，御史自造谤诗，以尼其来，罔上诬善。至此，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！是以天子之耳目，勿用憸人，其惟端士。

　　汉高帝三章之约，我艺祖陈桥之誓，所谓若时雨降，民大悦者也。

　　周益公云：“《续通鉴长编》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，如曾子宣《日记》之偏，王定国《甲申录》之妄，咸有取焉。然李微之《旧闻证误》“执政不坐奏事”，以王定国《闻见录》为证，与王沂公《笔录》不同。修《长编》时，未见定国书，故专用《笔录》，然则《长编》所采摭，犹有遗也。

　　晁景迂谓：今赋役，几十倍于汉。林勋谓：租增唐七倍，又加夏税钱，通计无虑十倍。李微之谓：布缕之征三，谷粟之征三，力役之征四，盖用其十矣。

　　止斋谓：本朝名节，自范文正公。议论文章，自欧阳子。道学，自周子。三君子皆萃于东南，殆有天意。

　　《两朝国史》非寇准而是丁谓，托之神宗圣训，盖蒲宗孟之笔也。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，谅哉！

　　绍兴重修《哲宗实录》，独元祐八年事，皆无存者，至参取《玉牒》、《日历》诸书以足之，仅得成书。中兴后事，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。鹤山谓：小人为不善，于传世诒后之书，必遏绝之，自唐许、李至近世，莫不然。

　　李常宁曰：“天下至大，宗社至重，百年成之而不足，一日坏之而有余。”元祐中对策。刘行简曰：“天下之治，众君子成之而不足，一小人败之而有余。”绍兴中奏疏。皆至论也。

　　太祖在位十七年，四行郊礼。太宗二十有三年，五讲郊礼。真宗东封西祀，率三年一行。仁宗后，三岁一郊为定制。

　　《元城语录》艺祖造薰笼事，周益公谓：误以元丰后官制，为艺祖时官制。

　　吕正献公书坐右曰：“不善加己，直为受之。”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。吕居仁《杂录》曰：“少年毋轻议人，毋轻说事。”本魏李秉《家诫》。

　　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“前辈有《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》，取其行事之善者，别录出之，以自警戒。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。朱文公亦云：“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，以片纸书古人懿行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，粘置壁间，俾往来诵之，咸令精熟。”此二事可以为法。

　　周元公生于道州，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，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。

　　元祐之党，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，后来附益者非也。庆元之党，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，群小欲挤之，借此以为名耳。

　　欧阳公为《周君墓表》云：“笃行君子，孝于其亲，友于其兄弟。”而《集》缺其名与字。周益公考之《舂陵志》，乃周尧卿，字子俞。《东都事略》有传，其行事与墓表合，而字子余。未知《事略》据何书而立传也。”荆公为《征君墓表》云：“淮之南有善士三人。”杜婴、徐仲坚，而征君之名字，《集》亦缺焉。三人皆居真之扬子，当求郡志而补之。二表皆载于《文鉴》。

　　宗庙乐有舞。建隆初，窦俨定太庙四舞，僖祖曰《大善》，顺祖曰《大宁》，翼祖曰《大顺》，宣祖曰《大庆》。列圣皆以“大”为名。中兴后，自僖祖基命，至钦宗端庆，以原庙殿名为舞名，礼官之失也。

　　《长编》宣和五年，求石晋故疆，不思营、平、滦三州，乃刘仁恭遗虏，虏不肯割。按《五代史》，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。《四夷附录》云：“契丹当庄宗、明宗时，攻陷营、平二州。”唐无滦州。《武经总要》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，驱其民入契丹，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。按贾耽说，西北渡滦河，至卢龙镇。《唐·贾循传》：张守珪北伐，次滦河。《薛讷传》：师至滦河。

　　仁宗时，制科十五人：天圣，何泳、富弼；景祐，苏绅、吴育、张方平、田况；庆历，钱明逸、彦远；皇祐，吴奎；嘉祐，夏噩、陈舜俞、钱藻、苏轼、辙、王介。东坡诗：先帝亲收十五人。注者多误。

　　乾道元年，《郊赦文》云：“前事俱捐，弗念乎薄物细故；烝民咸乂，靡分乎尔界此疆。”洪文惠所草也。朱文公《与陈正献书》曰：“卑辞厚礼，乞怜于仇雠之戎狄。幸而得之，肆然以令于天下，曰：‘凡前日之薄物细故，吾既捐之矣。’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，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？”

　　孝皇独运万几，颇以近习察大臣。《中庸或问》“敬大臣”之说，《大事记》“大臣从臣”之说，皆以寓箴讽之意。《文鉴》所取，如徐鼎臣《君臣论》、文潞公《晁错论》、苏明允《任相论》、秦少游《石庆论》之类，皆谏书也。

　　真文忠公奏疏曰：“乾道、淳熙间，有位于朝者，以馈遗及门为耻；受任于外者，以苞苴入都为羞。”然朱文公封事，言浙中风俗之弊，甚者以金珠为脯醢，以契券为诗文。则此习犹未革也。

　　高宗庙号未定，有议为光宗、宁宗者，见周益公《思陵录》。其后两朝用之。高宗陵名，尝拟永阜，其后孝宗用之。

　　淳熙，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，洪景卢所草也。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，用贞观天禧事。皆非所宜。

　　胡文定言：崇宁以来，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。“宗”字误，当云“承休”。《五代史》：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。致堂《原乱赋》建承宗之旄纛，亦误。

　　李微之问勉斋云：“南轩赐章服，两为胡忠简缴还，而不闻引避；东莱除职，既遭陈叔进行词醜诋，乃复受之而不辞。皆所未晓。”勉斋答云：“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，然辞受合尚严，令当严者反宽，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，学者所当戒也。”

　　微之又云：“东莱之学甚正，而优柔细密之中，似有和光同尘之弊；象山之学虽偏，而猛厉粗略之外，却无枉尺直寻之意。”

　　《演蕃露》：明道二年，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，则庄献不入景灵。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，以奉圣祖。其为原庙，自元丰五年始。前此帝后馆御，寓佛、老之祠者多矣，非止庄献也。

　　《攻媿·跋曹子方书》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，靖康至枢管。愚谓：有两曹辅，其一字子方。与苏、黄游，若论事为枢管者，字载德。龟山为铭，合为一人，非也。又《淮海楼记》考《国史传》秦少游调定海主簿，而《文集》无一语及之。愚谓：少游为蔡州教授时，选人七阶未改，主簿乃初阶，非历此官也。

　　《律疏》与《刑统》不同，《疏》依律生文，《刑统》参用后敕，虽引《疏》义，颇有增损。天圣中，孙奭校定《律文》及《疏》为《音义》。

　　江休复《杂志》：驾头，初即祚所坐。王原叔曰：“此坐传四世矣。”按《国史·舆服志》：驾头，七宝床也，覆以绯罗绣帕，内臣马上捧之。嘉祐六年，幸睦亲宅，内侍堕马，驾头坏，遂以阁门祗候，内侍各二员，挟驾头左右，次扇筤。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，从其后。

　　景祐二年，郊赦，梁适上疏，论朱全忠唐之贼臣，今录其后，不可以为劝。仁皇是其言，记姓名禁中。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、刘汉后，遂罢不召。其言一也，而黜陟异焉，岂遇不遇有命乎？

　　乾道中，张说、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，辞免，降诏，直学士院周必大奏：唐元和间，白居易在翰林，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、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，皆奏请裁量，未敢便撰。元祐中，师臣避免拜之礼，执政辞迁秩之命，苏轼当撰答诏，言其不可，卒如所请。今除用执政，非节度统军、免拜迁秩比，二人辞免不允诏书，臣未敢具草。绍熙中，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，辞免，降诏，倪思封还词头，亦引苏轼论不当撰，辞免不允诏者凡三。嘉定中，师罼知临安府，辞免，蔡幼学当草诏，奏曰：“不允必有褒语，臣无词以草。”淳祐中，别之杰参知政事，尤焴不草答诏。此禁林缴奏故事也。唐末，韦贻范起复，命韩偓草制，偓曰：“腕可断，麻不可草。”上疏论之。明日，百官至而麻不出。此非盛世事，故前辈不以为故实。

　　蒋希鲁居姑苏，延卢仲甫秉后圃。希鲁曰：亭沼粗适，恨林木未就。”仲甫曰：“亭沼譬爵位，时来则有之。林木譬名节，非素修弗成。”

　　欧阳公《辨尹师鲁志》曰：“若作古文，自师鲁始，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，及有宋先达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”条之名不著，《馆阁书目》有《郑条集》一卷。条，蜀人，自号金斗先生，名其文《金斗集》。

　　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：“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前辈不言人短，每见人论前辈，则曰：‘汝辈且取它长处。’”吕成公《与朱文公书》曰：“孟子论孟施舍、北宫黝曰：‘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’所以委曲如此者，以其似曾子、子夏而已。若使正言圣门先达，其敢轻剖判乎？”文公答曰：“和静之言，当表而出之。”

　　刘应起时可，淳祐初为太学博士，言定大计曰：“谋之而臧，则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；谋之不臧；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。”此人所难言也。

　　建炎，李纲去而潜善、伯彦相。绍兴，赵鼎、张浚去而桧相。桧死，其党迭为相。隆兴至淳熙，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。庆元后，政在侂胄。嘉定后，政在弥远。端平讫景定，更一相则曰更化，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。阳淑消而阴慝长，危亡之证，所由来渐矣。阴凝冰坚，极于似道。邵子谓“祸在夕阳亭一语”，遂与西晋同辙，哀哉！

　　苏绅、梁适，谓之“草头木脚”，其害在士大夫。薛极、胡榘，谓之“草头古，天下苦”，其害在民。

　　《朝野杂记》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，继其后者又甚焉。当时谓侍从之臣，无论思，有献纳，它可知矣。以阴召阴，极于天下无邦。

　　仁宗阅审刑奏案，有“次公”，而梁适对以“黄霸”，盖宽饶字。高宗阅刑部奏案，有“生人妇”，而汤思退对以见《魏志·杜畿传》。皆简上知，至辅相。然以记问取人，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。

　　四渎，济水独绝。朱全忠篡唐，降昭宣帝为济阴王。嘉定末，济王之封，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？又萧衍篡齐，降和帝为巴陵王，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，非令典也。为大臣者，不知则不学，知之则何以示后？

　　绍兴建储，欲更名晔，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，而亟改之。景定建储，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。咸淳末，命嗣君之名，又与唐中宗同，而当时无言者。

　　范正献公曰：“后世人君观史，而宰相监修，欲其直笔，不亦难乎？”其论正矣。然自唐奸臣为《时政记》，而史益诬，近世尤甚。余尝观《宝庆日历》，欺诬之言，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。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。

　　葛文康胜仲。《与王黼书》曰：“天下无事则宰相安，宰相生事则天下危。”

　　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，凡四十年，实历不登六载。朱文公五十年间，历事四朝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，道义重而爵位轻，所以立言不朽。

　　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，《告家庙文》曰：“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，曰：‘世行乱，蜀安，可避居焉。’大父学通天人，足以前知矣。宣和国乱，先人载家使蜀，免焉。”大父，康节先人伯温也。

　　梁世荣录南轩语云：“温公作相，夫人闻其终夜长吁，问之。曰：‘某所奏盗贼，某所又奏某事。吾为宰相，使天下如此，所以长吁也。’”按《温公集》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，此记录之误也。

　　乾道壬辰，黄定《对策》谓：以大有为之时，为改过之日月。又云：“虽有无我之量，而累于自喜；虽有知人之明，而累于自恃。”又云：“欲比迹太宗，而操其所不用之术，顾眄周行，类不适用，则曰腐儒，曰好名，曰是党耳。于是始有弃文尚武，亲内疏外之心。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，而察一己之独向？”其言皆剀切。孝皇擢之第一，有以见容直之盛德，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。

　　徐景说霖。以书义冠南宫，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：“不与天下之公议争，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。每潜沮其发见之端，周防其增益之渐，使陛下之明德，不得滋长广充，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。其先也，夺陛下之心，其次夺士大夫之心，而其甚也，夺豪杰之心。”景说由是著直声。

　　唐及国初，策题甚简，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。庆历后，不复写题，寖失之繁。今有数千言者，问乎其不足疑。

　　《嘉祐制策》曰：“治当先内。”或曰：“何以为京师？”此晋谢安之言也。“命秩之差，虚实之相养”，此唐陆贽之言也。二苏公之对，不能无所遗。

　　龟山志游执中曰：“尝以昼验之妻子，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；夜考之梦寐，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。”

　　绍兴、隆兴，主和者皆小人；开禧，主战者皆小人。

　　吕文靖为相，非无一疵可议，子为名相，而扬其父之美。史直翁为相，非无一善可称，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。《易》曰：“有子考无咎。”

　　嘉定癸未，礼闱策士云：“发德音，下明制，宁皇遗诏。”下谓之遗诰，盖避时宰家讳也。蒋良贵签判安吉州，时水灾后修城，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《记》。用浩浩字，希观欲改，良贵不可曰：“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，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。”闻者壮之。

　　胡文定父子奏疏，以《春秋》之义，扶世道，正人心，可以立懦夫之志。此义不明，人欲横流，始也不知邪正，终也不知逆顺。

　　唐内殿《无逸图》代以山水，开元、天宝治乱所以分也。仁宗宝元初，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，哲宗元符间，亦更以山水，勤怠判焉。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，陈师锡奏曰：“《六经》载道，诸子谈理，历代史籍、祖宗图书，天人之蕴，性命之妙，治乱安危之机，善恶邪正之迹在焉。以此为图，天地在心，流出万物；以此为画，日月在目，光宅四海。观心于此，则天地冲气生焉；注目于此，则日月祥光丽焉。心以道观则正，目以德视则明。”噫，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，则必能鉴成败、别淑慝矣。以规为瑱，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。“黍离麦秀”之风景，其可画乎？

　　绍兴间，李谊言：《汉·循吏传》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，《酷吏传》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。《唐·循吏传》十五人而出于武德、贞观之时者半，《酷吏传》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。吏治视上之趋向。

　　富文忠公使虏还，迁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，皆力辞，愿思夷狄轻侮之耻，坐薪尝胆，不忘修政。嘉定初，讲解使还，中书议表贺，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，欲差次迁秩。倪文节公思曰：“澶渊之役，捷而班师，天子下诏罪己，中书枢密待罪。今屈己盟戎，奈何君相反以为庆？”乃止。

　　延平先生论治道，必以明天理、正人心、崇节义、厉廉耻为先。

　　王时雍、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，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，开封捉事使臣窦鉴也。李邺以越守降虏，而袖石击虏伪守者，亲事官唐琦也。

　　朱文公谓蔡季通曰：“身劳而心安者为之，利少而义多者为之。”出《荀子·修身篇》。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此吾辈八字箴。”

　　元祐中，李常宁《对策》曰：“天下至大，宗室至重，百年成之不足，一日坏之有余。”擢为第一。景定中，有擢伦魁者，其破题云：“连一心之乾，开三才之泰，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。”

　　先儒论本朝治体云：“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；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。”然考之史策，宋与契丹八十一战，其一胜者，张齐贤太原之役也。非儒乎？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，儒也。宗汝霖、李伯纪不见沮于耿、汪、黄三奸，则中原可复，雠耻可雪。采石却敌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。儒岂无益于国哉？搢绅不知兵，介胄不知义，而天下之祸变极矣。

　　元祐诸贤不和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。元符、建中韩、曾不和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。绍兴赵、张不和，是以为秦氏所挤。古之建官曰三公，公则无私矣。曰三孤，孤则无朋矣。无私无朋，所以和也。

　　蔡京之恶极矣，曾布、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。

　　止斋曰：“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，而聚之中都。由是家不尚谱牒，身不重乡贯。”

　　夬扬于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；孚号有厉，以危小人之复。元诸贤，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。

　　胡文定公曰：“宰相时来则为，不可擅为己有。”余谓：宰相非久居之地也。仁以为己任，死而后已，元祐司马公是也。夸者死权，绍兴之秦、绍定之史是也。

　　陈恕定茶法，以中等为可行。张方平论盐法，以再榷为不可。

　　王仲山以抚州降，仲薿以袁州降，禹玉之子也。綦叔厚行责词云：“昔唐天宝之乱，河北列郡并陷，独常山、平原能为国守者，盖杲卿、真卿二颜在焉。尔等顷以家声，屡尘仕版，未闻亏失，浸预使令，为郡江西，惟兄及弟，力诚不支，死犹有说。临川先降，宜春继屈，鲁、卫之政，若循一途，虽尔无耻，不愧当时之公议。顾亦何施面目，见尔先人于地下哉？”秦桧，仲山之婿。

　　虞公以玉失国，楚子常以佩丧邦。近岁襄阳之事，亦起于榷场之玉带。

　　淳祐甲辰，宰相起复。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：“弥远奔丧而后起复，嵩之起复而后奔丧。”徐仁伯元杰。兼说书，对经幄，其言当帝心。台谏刘晋之、王瓒、胡清献、龚基先联章论仁伯，上震怒，夜出御笔，逐四人。遂寝起复之命，而相范、杜。明年，仁伯卒，人以为毒也。然其事竟不明白。庸斋赵茂实志之，徐景说铭之。

　　自荆舒之学行，为之徒者，请禁读史书。其后经筵不读《国风》，而《汤誓》、《泰誓》亦不进讲。人君不知危亡之事，其效可睹矣。

　　小人之毁君子，亦多术矣。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，极言时病，而田令孜之党，伪作谏疏，有明祈五道，暗祝冥官，于殿内立揭谛道场。本朝邹浩谏立刘后，而章厚之党，伪作谏疏，有取他人之子之语。其诬善丑正，不谋而同。然不可泯者，千万世之清议也。

　　邓志宏肃谓：崇宁以来，蔡京群天下学者，纳之黉舍，校其文艺，等为三品。饮食之给，因而有差。旌别人才，止付于鱼肉铢两间。学者不以为羞，且逐逐然贪之。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。学校之兴，虽自崇宁，而学校之废，政由崇宁。盖设教之意，专以禄养为轻重，则率教之士，岂复顾义哉？崇宁学校之事，概见于此。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，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。

　　大观八行，因《周礼》之六行，附以六德之忠、和。奸臣不学如此。

　　真文忠公《自箴》曰：“学未若临邛之邃，量未若南海之宽，制行劣于莆田之懿，居贫愧于义乌之安。”临邛，魏鹤山了翁。南海，崔菊坡与之。莆田，陈宓。义乌，徐侨。

　　上蔡先生初造程子，程子以客肃之，辞曰：“为求师而来，愿执弟子礼。”程子受之，馆于门侧。上漏旁穿，天大风雪，宵无烛，昼无炭，市饭不得温。程子弗问，谢处安焉。如是逾月，豁然有省，然后程子与之语。

　　吕子约曰：“读《明道行状》，可以观圣贤气象。”

　　谯天授定之学，得于蜀曩氏夷族；袁道洁溉之学，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，故曰：“学无常师。”